2000年的今天，海内外近千家书业界知名出版社、团体和机构聚会北京，他们带来了全球最新的10万多种书籍和上万个版权交易机会，也开始思考书业在新世纪的命运。在过去的世纪里，出版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传承；而当读者开始在网上疯狂下载史蒂芬·金的小说时，让传统出版业恐怖的不是恐怖小说，而是不可避免到来的数字化革命：在本世纪，如果每个作家都在自己的网上出售自己的作品，出版业还有机会吗？纸本书会消失吗？著作权会消失吗？对中国书业而言，面对的还有加入WTO之后海外出版业的挑战。在双重的挑战面前，中国书业会尝到什么样的滋味？我们期待以“书业与21世纪”这一极具使命感主题的第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能创造出关于书业未来的思想。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但真正大范围地开展版权贸易才不过短短的10年。自1992年10月我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以来，我国出版业对版权贸易的态度经历了由茫然、狂热到回归冷静理性这样一条清晰的嬗变过程。
版权贸易的蓬勃发展，是我国出版业与世界出版业交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在中外图书的交流与互动中，中国出版界由原先的单纯推出版权，逐步向引进版权过渡。通过出版物这种载体形式，把世界上特别是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经验，以及其他优秀的文化成果引入国内，不仅弥补了我国出版领域因力所不及造成的缺憾、丰富了我们的出版物市场，更是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将版权贸易当做一项产业来抓，以版权贸易促进自己的出版战略定位和效益的提高。1999年国家版权局信息宣传处的资料表明：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开展版权贸易的有20个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有13个。其中北京地区开展得最好，版权贸易量占全国总量的50％－60％。此外，江苏、上海等地也不错。这些地区观念较新，信息较灵，与国际联系有诸多优势。而像广西、吉林这样地处边远、出版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其间的出版人也已清醒地意识到，越是偏僻滞后，越是资源不足，就越要开放引进、二度开发世界各地的出版资源，因而也做得比较好。
在版权引进方面，虽然盲目跟风、一拥而上、哄抬报价等短视行为还难以完全避免，但版权引进已经由原先唯国外畅销书排行榜是从，逐渐向由国内市场的需求来决定购进品种过渡，国内出版社对于版权贸易已经趋于相对成熟的心态。辽宁教育出版社、21世纪出版社等在版权引进上已不再纯粹追踪畅销书，而是选准有实力的出版机构进行战略合作，使版权引进有步骤成系统。去年初，20余家在京出版社联合制定了相关“行规”，对版权贸引进的一些方面给予必要的约束，为其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环境。英国D·K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郭志平也表示，国内出版社近年来在版权观念、人员素质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引进外版书固然能丰富我国的出版物市场，满足读者需要，但其意义及作用却并不仅限于此。在版权引进上起步较早的辽教社的副总编辑柳青松指出，引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引进版权，认真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更新出版观念，用国外的方法做自己的东西，最终提高我们的原创水平。该社引进的《牛津少儿百科全书》、《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国际工商管理百科全书》等几部标志性读物，在内容、版式、装帧等方面都颇具可借鉴性。这就好比说，外版书是鱼，国外的做书方式是网，与其一条一条地买鱼，不如把网拿过来自己捕鱼。
从持续多年的状况来看，向国外输出版权的图书主要集中于古籍整理、绘画、书法、中医药、食疗、气功、针灸等领域，科技类很少，并且业务范围也主要局限于东南亚一带华文圈内，与欧美只有一些零星的业务往来。仅以1999年为例，中国共引进版权6461项，输出版权418项，二者比例高达14：1。有业内人士认为，造成这一悬殊数字的原因主要是语言的障碍和输出渠道的不畅。为了改变这一逆差状况，不少出版社开始致力于外向型图书的出版和输出渠道的疏通。比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把一些有中国特色且适合国外需求的少儿读物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推出，为版权输出增加可能性。人民文学出版社直接以德文出版了《文化之路——中德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一书，把国内对国外文学的研究向外推荐，并与德国有关方面约定每年出一本。山东科技出版社也以中医药为选题，制作了50多种外文版图书向外出口，像英国著名的朗文出版社也向该社购买针灸类图书的版权。另据了解，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与俄罗斯著作权协会于6月份共同主办了“中俄版权贸易洽谈会”，为我国图书向俄罗斯的输出铺设道路。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负责人齐相潼称，至目前为止已有10余家出版社的40余本书的版权输出交易谈妥。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聂震宁社长所说，虽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无法扭转，但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
互联网的出现和其规模的拓展已经给图书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书业和互联网产业的融合是未来书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日本，4500家出版社中约有1000家有自己的网站；在网络出版发展最早的美国，有79％的出版社拥有自己的网站。国际上出版网络化已经发展得很快，版权贸易已上了电脑平台，进入网上交易的层次了。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曾撰文指出：“本届博览会首次吸纳网络界参加，彰显出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书业的结合。我们相信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革命为出版业带来的将是一次新的比过去更辉煌的发展契机。”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认为互联网会对出版业产生巨大的影响。至目前为止，不少出版社已经有通过网络进行版权交易的经历了。像天教社的《寻找吉波》、辽教社的《从恐龙到渡渡鸟：灭绝动物大全》、人文社的《牛津英国文学史》等，都是在网上发现并谈成引进的。网络在开阔视野、加快交流速度、方便版权洽购、易于巩固版权成果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天教社还将网络用作向世界展示自身的一个窗口，推出英文版网页，引得一些国外出版商主动上门联系，为版权输出创造条件。
但是，一些出版社亦表示，虽然通过网络可以获得最新信息和有关书籍的资料，但是与实物见面，获得直观印象这一道工序网络却难以完成。上海科教出版社社长翁经义提出，购买版权不能“隔山买牛”，看内容、看装帧是版权交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网络虽是版权贸易的一个新通道，但不能完全依靠它。
与出版社的乐观态度相比，一些专事版权贸易的人士则特别提出了互联网对版权贸易的负面影响，这主要体现在网络侵权的问题上。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齐相潼和英国D·K公司驻北京代表处郭志平都提到，由于网络的介入而派生出来的有关版权贸易的问题需要有关方面给予重视并加以规范。
21世纪的大门正徐徐打开，对中国而言，WTO不再是遥远的童话，中国书业界即将面对外来的挑战。与前些时候的惶恐不同，现今出版社更多的是冷静地应对。多数被访者相信，加入WTO后由于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多，版权贸易将得到极大的促进。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宋晓红总经理更加指出，中国加入WTO后，借助国际公约、惯例的推动作用，必然会加大打击盗版的力度，从而给版权贸易创造健康的法制环境。但亦有出版社担心，随着出版物市场的逐步开放，外国出版商将会以某些方式在中国推出中文版图书，版权贸易反而会衰退。但D·K公司郭志平却认为，加入WTO后，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还有一个过程，国内出版社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国外出版公司要进入中国书业，也必然要依托于国内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副社长要力石也指出，这对于国内出版业是一个学习机会，就像当年外国彩电冰箱涌入中国对民族家电业的冲击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融合其长项并最终为我所用，使我国出版社如“海尔”一般反打入欧美乃至全球市场。
在21世纪，东西方文化走向碰撞、融合的特点将更为突出，版权贸易能够使中外文化得以嫁接。虽然目前由于国力等因素的制约，客观上造成我国版权贸易处于巨大的“逆差”状态，但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中国加入WTO的准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迎头赶上的好机会，尽管其间依然会有痛，有茫然，但在承认差距的同时，中国出版业仍会勇敢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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